工作时女老板突然被带走

    吴秀丽是在1997年和经商的丈夫带着子女迁居至上海的。结婚多年来，她和丈夫一向感情不和。来到上海后，吴秀丽开了一家面包房。

    2002年9月23日12点左右，店里的电话响起，一名男子称想预订一个五层的大蛋糕，吴秀丽请对方到店里详谈。走入店内的客人，是一名平头、穿着蓝色休闲服的高个男子，见到了吴秀丽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随便说了几句，便走出店外打电话。

    再次进入店堂时，他的身后跟随着一名女子，称要带吴秀丽去做健康检查。“我已做过健康检查”。“那么就进行一次复查。”不等吴秀丽表示同意，那名男子就将她的手扭到背后。

    争执间，又有两名男子走到吴秀丽身边，将她带出面包房，推进了停在门口的一辆面包车内。“不要讲话。”被这些陌生人包围的吴秀丽，不知所措地沉默着。

    面包车直接开进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吴秀丽说，从面包车下来，穿过了5、6个铁门后，她被带进了一个病房。护士让她换衣服，给她服用一种白色的药片，没有人告诉她这是什么地方，没有人能让她打个电话，和外界取得联系。这个病房内，还住着几名精神状况不佳的病人。

       9月26日，医院作出吴秀丽没有精神问题的诊断，经其姐妹和有关人士在文件上签字后，医院将吴秀丽放了出来。

医院称是按章办事没有错

        2003年5月9日，法院开庭。被告医院方律师在庭审时表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对吴秀丽的整个诊治过程中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诊疗常规。不存在侵犯她的人格权，造成其精神损失的事实。

    律师介绍了事件的过程。2002年9月11日到9月23日之间，仇国立曾四次到医院进行咨询，他称妻子吴秀丽有暴力倾向，多次到其工作场地、居住的大楼肇事，损坏物业财产，在和人交流时，言语中出现不合常理的情况。他还向医生提供了一些照片、录音带等证据，以证明妻子的精神状况不佳。医生遂建议仇国立带妻子来看门诊，但由于他无法将妻子送来门诊，便应其要求出诊。

        9月23日，医院派出一名主治医生和两名护工，在仇国立及其朋友的陪同下，到吴秀丽经营的面包房，和她进行了当面接触。在近15分钟的谈话过程中，医生发现吴秀丽猜疑明显、情绪激动，甚至不承认自己是面包房的老板娘，由于在出诊环境下无法进行更为详细的精神检查，又考虑到此前其夫诉说的种种症状，便初步作出了“人格障碍”的诊断，并建议住院观察。其后，仇国立为妻子办理了入院手续。

    根据《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规定，对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医院诊断复核时间最长不超过半年。根据卫生中心自己制定的操作规范，对住院患者的复诊应该在入院1周内完成。现在医院对吴秀丽的复诊在3天内完成，完全符合相关规定。

    此外，根据上海卫生局的相应规定，“三级医院出入院诊断符合率≥95％”，即允许有5％的患者入院复诊后的结果与入院时的症断不同。

法院认定两被告均有责任

    法院指出，精神中心作为专业机构，在对疑似精神病人实施强行收治行为的过程中，未尽到高度注意义务。

    精神中心在收治吴秀丽时，她并没有发生暴力或危及他人的不当行为，精神中心仅仅依据出诊医生与吴秀丽进行的15分钟左右的简短谈话，未向吴秀丽的亲友、单位员工及其他熟人、朋友进行必要的走访和调查了解，即判断吴秀丽患有“人格障碍”，有失科学公允。但因仇国立的申请，精神中心才作出该行为，因此负次要责任。

    法院还认为，仇国立以妻子可能患有精神病为由，申请精神卫生中心对妻子予以强行收治。严重侵犯吴秀丽的人身权，应承担主要责任。据此，长宁法院判决仇国立赔偿吴秀丽损失45000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赔偿吴秀丽精神损失5000元。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摘自：3月5日《青年报》

    作者：王骞